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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界道门的荣幸与尴尬──《西游记》道教思想论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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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界道门的荣幸与尴尬

──《西游记》道教思想论略


曹炳建

上世纪二十年代,一场全盘否定清人《西游记》研究成果的飓风横扫学术界。胡适不无愤激地宣告:“《西游记》是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”,清人的种种说法,“都是《西游记》的大仇敌”[1].鲁迅亦认为,清人的“劝学”、“谈禅”、“讲道”诸说,都是“三教之徒”“随意附会而已”[2].这些学界大亨们凭藉学贯中西的敏锐眼光,其结论自足以振聋发聩。但由于时代不允许他们去进行书斋式的深入探讨,故也不免语焉不详。时至今日,《西游记》研究的“讲道说”再次被提起,其中某些内容似乎又不无道理。现实告诉我们,有必要对《西游记》中有关道教文化进行一番爬罗剔抉的功夫。故撰此文,以就教于学界同仁。



几乎是伴随着原着的产生,《西游记》中的道教文化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现存《西游记》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,有陈元之所作《西游记序》,其《序》中提到“旧有叙”,其“旧叙”认为:“孙,狲也,以为心之神;马,马也,以为意之驰;八戒,其所戒八也,以为肝气之木;沙,流沙,以为肾气之水;三藏,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,以为郛郭之主;魔,魔,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。故魔以心生,亦心以摄。是故摄心以摄魔,摄魔以还理,还理以归之太初,即心无可摄,此其以为道之成耳。此其书直寓言者哉。彼以为大丹之数也,东生西成,故西以为纪。” [3]其中心猿、意马、肝木、肾水、太初、大丹等等,都是道教金丹术常用的术语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陈元之《序》作于万历二十年,距吴承恩去世仅十年左右,其所说“旧叙”当更早,几与吴承恩同时。可见,从《西游记》问世起,就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此后,袁于令为李评本所写的《西游记题辞》,表达了同“旧叙”不同的观点。他认为:“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,玄门修炼之道。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。能读是书者,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,何境不通,何道不洽,而必问玄机于玉匮,探禅蕴于龙藏,乃始有得于心也哉!”[4]可见,当时《西游记》主旨的“讲道说”已相当流行。但袁于令认为,所谓“讲道说”只是“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”的结果,《西游记》实是“三教已括于一部”的著作。

然而,进入清代,《西游记》主旨的“讲道说”却呈现泛滥之势。汪象旭的《西游记证道书》开清人“讲道说”的先河。本书第一回批语即说:“《西游记》一书,仙佛同源之书也。……彼一百回中,自取经以至正果,首尾皆佛家之事,而其间心猿意马、木母金公、婴儿姹女、夹脊双关等类,又无一非玄门妙谛,岂非仙佛合一者乎!”同书“功成行满见真如”一幅插图有诗赞曰:“万卷仙经语总同,金丹只此是根宗。依他坤位生成体,种在乾家交感宫。莫怪天机都泄露,只缘学者自愚蒙。若人得了诗 中意,立见三清太上翁。”此诗引自宋代金丹学大师张伯端的《悟真篇》,说明作者虽然有“仙佛同源”之论,但根本上还是持“讲道说”.

此后,又有陈士斌的《西游真诠》。此书第一回批语说:“俗儒下士,识浅学陋,不晓《河》、《洛》无字之真经,未明《周易》、《参同》之妙理,胶执儒书,解悟未及一隅;摈斥《道藏》,搜览亦皆糟粕。所谓醯鸡只知瓮大,夏虫难与语冰者也。”在他看来,“《西游》一书,讲金丹大道,只讲得‘性命’二字,实只是先天真乙之气。修性命者,修此一气,性命双全,而还归于一。反反覆覆,千变万化,不离其元。”[5]篇中又多引魏伯阳《周易参同契》和张伯端《悟真篇》来解读《西游记》,可见陈氏受此二书影响之深。

又有全真道士刘一明出,作《西游原旨》。刘一明是乾嘉时期全真教的一代宗师,内丹学的大家,并精通《易》学、医学等,其《道书十二种》流传颇广。因此,他的《西游原旨》可以说代表了“讲道说”的最高水平。在他看来,“《西游》世法、道法说尽,天时、人事说尽。至于学道之法,修行应世之法,无不说尽,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。”[6]又说:“《西游》有合说者,有分说者。首七回,合说也。自有为而入无为,由修命而至修性。丹法次序,火候工程,无不俱备。其下九十三回,或言正,或言邪,或言性,或言命,或言性而兼命,或言命而兼性,或言火候之真,或拨火候之差,不过就一事而分晰之,总不出首七回之妙义。”[7]至于具体评点文字,则完全用道教内丹学的理论来解读《西游记》,心猿意马、金公木母、婴儿姹女等等,文辞甚繁。

至于含晶子的《西游记评注》,多节录真诠本的评论文字而加以己见,实际上可以看作真诠本的一个删节本。

与“讲道说”最接近的,是张含章的“解易说”.张含章是一位《易经》研究专家,对道教亦有所涉猎。张氏在《西游正旨后跋》中说:“窃拟我祖托相作《西游》之大义,乃明示三教一源。故以《周易》作骨,以金丹作脉络,以瑜迦之教作无为妙相。”所以,张氏的《通易西游正旨》主要以《易经》来诠解《西游记》。但由于《易经》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,故很早便被道教所吸收,如早期道教经典《参同契》即将《周易》与黄老、炉火合而为一,名之曰《周易参同契》。因此,张氏的评点文字中虽然多了一些乾坤坎离、屯蒙既济以及“守正却邪”、周孔圣贤等语,但也不乏婴儿姹女金丹之论。

纵观明清“讲道说”的发展,有这样两个特点:

一、越来越脱离作品的文学性,而向道教的“金丹大道”理论靠拢。陈元之所谓的“旧叙”,虽亦以道教理论概括《西游记》,但并未展开论述,故影响不大。汪象旭的《西游记证道书》虽然首开清人“讲道说”之先河,但在具体评点中,还能不时点出作品文学手法之妙。如第七十五回批语说:“行者之入腹降妖,力寡而功倍,然亦不可多得,惟黑熊、罗刹、黄眉、地涌与青狮而为五耳。罗刹、地涌,俱女身不足道,黑熊、黄眉二处,亦殊草草,独此处生趣勃勃,痛快淋漓。割取一段,可作数出杂剧。”至于陈士斌,由于其道教理论水平的限制,故从道教的角度看,其评点文字亦略显驳杂不纯,“未免尽美而未尽善耳”.[8]至刘一明,才使“讲道说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理论高度,同时也就完全泯灭了作品的文学性。

二、虽然诸家力主“讲道说”,但又不能不以“三教一家”作为门面。汪象旭认为《西游记》“仙佛同源”.尤侗《西游真诠序》认为《西游记》“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《易》,开以乾坤,交以坎离,乘以姤复,终于既济、未济,遂使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三百八十四爻,皆会归于《西游》一部。”[9]刘一明虽然力主讲道说,但也不得不承认:“《西游》贯通三教一家之理,在释则为《金刚》、《法华》,在儒则为《河》、《洛》、《周易》,在道则为《参同》、《悟真》。”[10]

与“讲道说”泛滥的同时,也有学者对其提出了激烈批评。其中批评最尖锐的是张含章。他曾着《新说西游记》,在其《总批》中即认为:“《西游》一书,古人命为证道书,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。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。” [11] 在《新说西游记自序》中他又说:“此书由来已久,读者茫然不知其旨,虽有数家批评,或以为讲禅,或以为谈道,更有以为金丹采炼,多捕风捉影,究非《西游》之正旨。”[12]在他看来,《西游记》“一言以蔽之,曰:‘只是教人诚心为学,不要退悔。’”[13]“今《西游记》,是把《大学》诚意正心、克己明德之要,竭力备细,写了一尽,明显易见,确然可据,不过借取经一事,以寓其意耳。”[14]因此,张含章可称为“劝学说”的代表。

真正给“讲道说”以致命打击的是鲁迅、胡适。特别是鲁迅,不仅指出了清人诸说之谬误,并且初步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。在他看来,《西游记》“亦非语道,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,尤未学佛,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,特缘混同之教,流行来久,故其著作,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,真性与元神杂出,使三教之徒,皆得随意附会而已。”[15]这里,既指出了“混同之教,流行来久”的大的文化原因,也指出了《西游记》“释迦与老君同流,真性与元神杂出”的文本原因,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,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“讲道说”便很少再被人们提起。

然而,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,“讲道说”却又卷土重来。当今持“讲道说”者,据笔者所知,一为台湾的陈敦甫、陈志滨等人,但他们的评论文字笔者未能见到,不敢妄加猜度。二为八十年代之后少数大陆学者。这又有两种情况:一是以李安纲先生为代表,承袭清人陈士斌、刘一明诸人之说而发扬之,直把《西游记》看成是一部敷演道教主要是全真教“金丹大道”的“道书”;[16]二是以孙国中先生为代表,认为《西游记》是一部“气功修炼专着”,是有关“人体科学”的著作[17] .二者说法虽有不同,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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